2023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国际bat365在线平台助理教授Gilad Abiri作为bat365在线平台全球化与比较法律系列讲座的主讲嘉宾，做了题为“Platform Federation”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bat365在线平台副院长、长聘副教授戴昕主持，与会师生与主讲嘉宾进行了互动讨论，反响热烈。
本文以文字实录的方式呈现讲座核心要点。
一、仇恨言论的应对模式
政治体的存在有赖于对普遍言论规则的执行，这种执行可以通过法律完成，也可以通过社会规范完成。但正如德国法学家博垦福德（Böckenförde）所指出的悖论，构建于普遍言论规则之上的世俗国家却很难执行这种言论规则。
最为普遍的言论规则便是对仇恨言论（hate speech）的管控。仇恨言论通过区隔的方式否认特定被仇恨族群的公民权，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将挑战政治体存续的基础。尽管需要尽力打击，但“仇恨言论”的定义却十分模糊，规则制定者需要了解一些本地知识才能区分什么是仇恨言论、什么是合法的异议。因此，无论是德国刑法还是数字平台（如Twitter、Facebook等）规则都写得比较抽象，有比较大的裁量空间。
在一般意义上，主权国家和市民社会都可以限制仇恨言论。前者通过教育或法律进行，而后者则通过塑造社会规范来完成。因此在前数字时代的传媒领域，市民社会所蕴含的社会规范将影响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国家随后则进一步对仇恨言论进行规范。在这一机制下，个人的仇恨言论能够被限制起来。
二、数字平台的旁路效应
前述管控机制在传统社会被证明行之有效，但数字平台兴起带来的旁路效应（Bypass Effect）则深深改变了这一点。个人不再需要通过原本中心化的、受到社会规范影响的传媒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可以通过数字平台直接发声，而国家则由于传统中形成的自由主义规则难以进行事后监管。
对于这一现象，存在普遍主义与本土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普遍主义者认为，互联网的跨国属性为全球提供了公共讨论的空间，是一种全球意义上的良善公共品。他们认为数字平台兴起伴随着的旁路效应则利大于弊，因为传统社会中管控仇恨言论等言论的监管方式无法再有效执行国家法律或社会规范。与之相对，本土主义者则认为数字平台是对政治稳定的冲击，旁路效应弱化了政治体原有的自我保护机制，应当对数字平台的跨国属性进行限制或修正。实际上这两种立场都是极端的，并不会呈现为最终的规则，不同政治体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式以应对数字平台的旁路效应。
三、平台联邦主义理念
无论是对于主权国家还是数字平台，二者都不想走向彻底的普遍主义或是本土主义，而是会在立场的光谱上根据自身情况寻求较为折衷的模式。国家想要在不太积极介入的情况下确保跨境交流带来尽可能少的风险，而平台则想要在推进数字自由化的同时解决自身的正当性危机。
这种既不想完全走向权力集中又不想权力完全分散的观念，在宪法理论中就体现为“联邦主义”（Federation），即“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团结起来，但又保持分离，以保持各自的身份认同。”经由此种比喻，平台联邦主义者便希望保留全球化平台的优势，而又同时希望本土权力保留对国内公共议程的影响力。从应对仇恨言论的机制出发，平台联邦主义又可以根据规制模式划分为国家的联邦主义与市民社会的联邦主义。
国家的联邦主义是目前较为通行的一套应对模式。国家联邦主义者认为传统市民社会对仇恨言论的规制机制已经完全失效，进而主张用国家权力替代传统的市民社会规则，例如要求数字平台在内部设立内容审核委员会以执行国家有关规制仇恨言论的法律。这一方面较为典型的规则是德国《网络执行法》（German Network Enforcement Act, NetzDG），其要求社交媒体必须建立高效透明的机制以处理有关德国刑法典下被禁止言论的投诉。
与国家的联邦主义相对，我更主张市民社会的联邦主义，即在数字时代重建传统秩序中的市民社会影响力，被重建的市民社会需要同时通过国家与平台发挥自己的功能。就具体措施而言，市民社会应当更多地参与到国家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因为本地化的市民更能够分辨在当前语境下什么是仇恨言论；同时，市民社会应当参与执法过程，这一点可以参考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DSA）对被信任举报者的规定。再者，应当允许市民社会中的传统媒体被纳入“白名单”，即要求平台确认特定名录中的媒体为“可信来源”以重建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
问答环节
提问1：
即便在本土化的议程中也会对何谓“仇恨言论”存在分歧，市民社会的平台联邦主义如何应对这一点？
Gilad Abiri：
这恰好是市民社会的平台联邦主义的优势。与其他的选项相比，地方化的市民社会更能够识别什么是仇恨言论。或许社会并不能完全达成共识，但至少比其他的选项更好。
提问2：
数字平台为什么要遵守市民社会的指引而不是改造市民社会？这是否需要国家权力合力推进联邦主义？
Gilad Abiri：
数字平台需要合规以重建自身正当性，国家权力对于这一过程而言是必要的。我的主张主要面对美国、欧盟等大型政治实体，他们有能力要求数字平台合规。
学者简介：
Gilad Abiri现任北京大学国际bat365在线平台助理教授、耶鲁大学bat365在线平台信息社会项目访问学者。他的研究重点是宪法中的政治身份问题。Gilad Abiri在耶鲁大学完成了LL.M.和J.S.D.学位，并担任耶鲁大学麦克米伦国际研究中心（the Macmill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博士后研究员。另外，他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担任谢尔人权研究学者（Schell Human Rights Fellow）和宗教、社会和政治倡议的初级研究学者。Abiri还持有特拉维夫bat365在线平台的LL.M.学位，并且是特拉维夫大学跨学科项目杰出毕业生。他的著作涉及比较宪法、法律与技术以及法律与宗教等领域，最近的文章发表在《BYU Law Review》和《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上。